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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布卢南所说如果原告证明他请求审查的行政行为在事实上对他造成了经济或其他损害，那他就有了原告资格。

我国的有关法律深受人大绝对至上观念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立法法》。这两种简单化地理解人大制度的观念是否合乎宪理和法理，是值得怀疑的。

2．依照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坚持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宪法地位平等观念。以县和县以上地方各级国家机构为例，现行一府两院与本级人大关系模式的特点是：不仅一府两院三种机关同样由本级人大产生、对本级人大负责、受本级人大监督，而且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形式也完全一样。但是，我国法学界自1982年以来对人大制度的原理和原则的理解，远没有做到顺应时代的变迁，而是日渐有固守宪法文本的趋势。一方面，宪法实施须严格依照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不可以脱离现行宪法的文本和宪法的原意，不可以违反对宪法进行学理解释的规则，按自己的想象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任意解说宪法，甚至将外国宪法想象为中国宪法并据此讨论中国面对的民主、法治和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等课题。1982年宪法在政治体制方面规定的内容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初修宪者对它的一种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28年来变化很小。

就法院、检察院而言，它们在人员编制、预算等方面还要受政府的法外的控制。按这种思路，在各级地方国家机构内，人大与法院、检察院间以及一府两院相互间的职权关系，同样也因此有更大的调整和改革空间。二是，司法审查同其他制度之间有复杂关联，司法审查实际效果的发挥须借助其他制度的有效运行。

[29]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完善司法体制的基本目标和要求，这些要求显然适用于作为司法制度一部分的司法审查制度。在简易程序的增设上，立法者和学者的契合度最高，其中《修正案》第79条对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进行了限定，第80条规定了独任审判制和对审理期限的要求。[39]参见应松年：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十大建议，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5期。按照《决定》的要求：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详见[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钟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4—38页。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曾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其明确，设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标准，其内涵包括了法定权利、合法权益、既得利益和可期待利益。

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7]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前线》2014年第1期。[55]余凌云：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31]对此，应对策略是将目的区分位阶，承认目的的多层次性。

《修正案》对此类判决的谨慎扩充恰恰印证了这一点。首先，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其一，从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角度来看，司法审查制度应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行政权的要求。易言之，司法审查集中表现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司法审查成为与行政诉讼互通的称谓。

[2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参见应松年：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法修改核心问题探讨，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在既有的理论资源不能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充分且有力的支撑的情况下《，行政诉讼法》只能按照1989年的模式继续运行。[1]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审查主要表现为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的合法性审查。

而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解决行政争议的司法审查制度在整个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33]参见杨小君：正确认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模式，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申言之，执政党的权威文件已承认了行政权力的可协商性，出于尊重行政权力专业性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考虑，立法机关没有必要让司法审查再端着架子。[34]参见罗豪才、王天成：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载《中外法学》1991年第6期。[16]徐继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法的回应，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中间判决的设置有助于诉讼程序和法律关系的简明。

【注释】 [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其中，立法形成的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得以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15]唐亚林：社会资本与治理，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8期。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变相的调解以协调和解的样态长期存在，且受到各方的较高评价，从居高不下的裁定撤诉率可见一斑。

虽然在立法者看来，顺序的调整无关轻重。鉴于法院受案对指引的依赖性，第11条可对主要事项列举，但不另分款。

但对于保证、保护以及维护和监督何者才是真正的立法目的，各界解读不一。只有让法院回归其应有面目，做到公正和独立，树立其应有的权威，人们才会信法而不信访。[23]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而制度化和系统化集中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使国家治理体系表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保障系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基于此，本文首先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司法审查之间在理论层面上的关系，以互动的视角试着构建二者可能的内在关联。（五）审理程序 对于行政诉讼审理程序的改进主要围绕简易程序的增设、调解制度的引入和诉讼不停止执行的规范。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唯如此，方符合司法审查的功能定位和立法目的。

其一，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将拓展司法审查的监督对象。[57]姜明安：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载《法学》2014年第3期。

[40]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34]其三是较宽的概括式，认为第11条第1款前7项和第8项分别是明示概括和兜底条款，第11条第2款和第12条则是列举排除，且将权益限定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正如罗豪才教授所言：我们提倡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时要有勇气排除来自各方的干扰，但我们更应为他们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提供法制上的保证。只有司法审查依法独立实施，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价值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建议将第2条作为肯定概括条款设计，后缀但书明确法律的另行排除。[11][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钟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反观之，司法审查的完善亦应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汲取有益成分，与其他制度的建立健全相协调。建设法治中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向度，而司法制度则是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意，故而《决定》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否则，该部分公权力行为将会游离于司法之外，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缺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亦会因这一污点而难以实现。但从中国行政诉讼的实际观察，变更判决不仅需要保留，还应扩大其适用情形。